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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，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。”
——战地记者罗伯特·卡帕
01
年7月10日，硝烟未散。
炮火之中，25岁的记者方大曾背上相机，穿过清晨的北平城，抵达卢沟桥。
起初，日军怀疑方大曾是中国军方的密探，将他截住，但见其神态自若，盘查一个小时后便让他有惊无险地通过。
按照国际公约，记者和医生在战争中可得到保护，除非发生误伤。
于是，方大曾成为卢沟桥事变后，第一位来到现场的新闻记者。
▲战地记者方大曾（-？）。图源：网络
在此后一个多月里，方大曾单枪匹马奔赴前线，用一架相机拍摄抗日战场，以笔名“小方”在国内报刊发表多篇通讯，记录中国军人奋勇杀敌的斗志。
他写道：“我看到一大批伤兵结队缓缓地走着。他们经过军队哨岗时，哨兵们严肃地举枪敬礼，记者被感动得落泪了，尤其是夜色朦胧中，给这一幅画面增加了百倍的伟大。”
小方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，几乎哪里发生战斗，哪里就有他的身影。随着日军不断增兵，华北战场逐渐告急。
年9月30日，方大曾在《大公报》上发表《平汉线北段的变化》后，人们再没有收到他的消息。
方大曾的朋友，另一位抗战时期著名记者范长江，无比痛惜地回忆道：
随着平汉战局的恶化，保定失守，我们就不知道他的消息，汇款时也不知给哪汇去。问他的亲戚，回信说小方到保定时，正值保定失守。他被迫退到保定东南的蠡县，在蠡县曾发出一信。以后就没有了下文……
方大曾“失踪”了。
▲方大曾的文章《我们为自卫而抗战》。图源：网络
与此同时，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（EdgarSnow）刚结束对陕甘宁边区的访问，在北平（今北京）亲眼目睹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
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，斯诺针对利用卢沟桥事变发动战争的日军，提出一连串质问：
“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？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？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，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？”
日军占领北平并封锁全城后，斯诺将他在崇文门的住宅变成爱国志士与青年学生的避难处。之后，斯诺转移到上海，继续揭露日军的暴行。
在时代的裹挟下，身在中国的各国记者都被卷入了这场惨烈的战争。
他们在此后的岁月里仗义执笔，甚至亲临抗日战场，用生命书写这个民族遭受的苦难与不屈的意志。
▲“七七事变”时，卢沟桥上的守军。图源：网络
02
年8月，日军继续扩大战争规模，挑起“八一三”事变，兵临远东第一大都市——上海。
淞沪会战前，日军叫嚣要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，但中国军队在上海奋起反击，与之浴血缠斗三个月，以伤亡30万人的代价，表明了“纵使战到一兵一枪，亦绝不终止抗战”的决心。
在上海租界避难的埃德加·斯诺，是这场惨烈大战的见证者。
他看着许多英勇的部队，在枪林弹雨中一直坚守到最后一人；他听闻驻守在宝山的一个营（姚子青营），所有官兵都战死在他们的岗位上；还有从湖南来的四个营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从机枪前后退，直到被装备上占优势的侵略者消灭。
此后，随着中国军队在各地顽强抗战，斯诺在《为亚洲而战》中写道：
远在西、北欧各国迅速溃败沦亡之后，这个被欧洲人蔑视地指出，在日本机械化部队进攻下，至多只能支持六个月的中国，毕竟仍然站着身子迎击他的敌人。
▲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（-）。图源：网络
此时，还有许多中国战地记者置身于前线，其中包括供职于《申报》的摄影师王小亭。
年8月28日，日军派出轰炸机窜至上海南站上空。
当时上海江西会馆正在遣送大批难民回乡，车站上聚集了大量平民，日机却不断俯冲，进行无差别轰炸，当场炸死平民多人。
轰炸过后，王小亭立即驱车奔赴上海南站，只见“铁轨上、月台上到处是炸死炸伤的人，断肢残体处处皆是”，一个幼儿正坐着大哭，一个路过的男子从轨道上抱起了他，王小亭在悲痛之中将镜头对准了他们。
▲《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》，王小亭摄于年8月。图源：网络
王小亭后来回忆说：“由于工作，才使我忘了所看到的东西。我停步装上片子，看到脚上的鞋子已被鲜血浸透。”
他拍摄的这张照片，即著名的《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》。
两个星期后，这张照片被刊登在美国《生活》杂志上，引起国际社会对淞沪会战的广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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